经历了漫长的陶器时代，人类已具备了对人工取火法的掌握和对饮食器、炊器及储藏器等器皿的需求，以油松为原料，窑内的温度足可以达到或超过高温瓷器要求的1280度，当新石器时代末期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光芒散射进商周，在林林总总的陶器中，一种“异类”诞生了，那就是彩陶。
彩陶不再是单纯的粘土合成，色彩的运用，在人们装饰意识之外，还会提升对粘土的认识与对温度的掌握，将它认定为我国青釉瓷器烧制的开端和彩釉的运用并不为过，它不仅孕育了瓷器的胚胎，其实也是在宣称一种更智慧文明的开始。
原始的瓷器胎骨还不十分坚密，这是人们对材质的掌握还没有认识到非高岭土不能烧瓷、或者还有非1200度以上不能瓷化的程度。所以，这一阶段的瓷器，半陶半瓷，施釉也不均匀，且光泽度不够，一般为灰绿或黄绿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文思想活跃，战事频繁，人们似乎都急于创立自己的体系，说不服就打将起来，打过了又说将起来，既不愿说又不能打的陶瓷工艺技术相对停滞了。战争消弱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脆弱的瓷工艺便没有了生命，而且商周那种铁血年代，青铜、锡这些打不破的器物似乎更受人们的欢迎。
直到汉代，制瓷的发展仍属于停滞阶段。但在陶器制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是数量急剧增多，制陶不仅成为汉代社会的一种正常生产行为，而且渗透到生活、装饰之中。再就是釉陶在胎质和釉质方面都比过去有了更大的提高，虽然名义上还没有脱离半陶半瓷的性质，但实质上已近乎真正的瓷器了。它的釉色主要是青绿或绿中泛黄两种，而造型都没有离开汉代铜器的样子。这一切，都为陶和瓷的彻底分路分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