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末明初开始，云南出现了青花瓷器。云南元明时期炼制的青花瓷器，以其造型粗犷、纹饰简朴生动、青花呈色深沉、遗存数量较大而在陶瓷界独树一帜。到时代中后期，价廉物美、品种繁多的江西景德镇瓷器大量进入云南，冲击了云南地方陶瓷，云南瓷器的产量逐步减少，至清末已趋衰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云南发现烧造过青花瓷的主要窑址有：玉溪市的玉溪窑、华宁窑，红河州的建水窑，禄丰县的罗川窑、白龙井窑，大理市的风仪窑，易门县的上浦背窑等。另外，从现存的青花瓷的标本中，还可以见到一些从器型及制作工艺等诸多方面有别于上述窑口生产的青花瓷器。
在对上述一些窑址的发掘中，都发现了青瓷和青花瓷堆积成的混合层，青瓷在下层，青花瓷在上层，这说明云南烧制青花瓷的时代晚于青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具体窑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建水窑址群中的洪家窑堆积最具代表性，其下层为元代青瓷，中层为青釉印划花、印花青花、青花，上层以洪武青花为主。
从云南出土的青花瓷器的数量和使用情况来看，火葬罐是最多的。通海县白塔星山的火葬墓群被盗掘后，现场遗留有大量的青花罐残片，从这些残片可以看出它们的制作十分精美。同时在部分墓穴中还发现了一些记录着墓主人姓名、官职、干支年款的不规则石块，系天然的红砂石，有的在平整的一面阴刻有文字，字迹虽不工整，但清晰可辨，其中有一块刻有“戊寅季夏”和“末品五斤傅墓”字样。戊寅的干支年款上限为1278年（元至元15年），下限为1398年（明洪武31年）。另外，对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建水窑为中心的苏家坡、坡头村、泸西县和尚塔、蒙自县瓦渣地火葬墓的发掘，对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黑井、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钟科山、大理市大丰乐等地的火葬墓的发掘清理，都表明云南出土的青花瓷以明初的青花瓷居多，元青花数量偏少。从这些情况可推测云南青花瓷烧制的鼎盛期是元末明初。
云南出土的青花瓷器以火葬罐为最多。火葬是佛教的一种葬俗，这种葬俗在云南延续的时间很长，在南诏（唐）大理国（宋）时就已流行了几百年，只不过那时人们使用的是金属铜或陶的火葬罐。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从云南北部，以“革囊”为渡，越过金沙江，克鹤庆、剑川，征服了大理国，继而统治云南全省，设了“中庆路”云南行省。众所周知，元政权所奉行的国教也是佛教，而自唐宋以来云南自号“妙香佛国”，这样在宗教上，云南的宗教和元政权奉行的宗教没有太大的冲突，火葬的习俗得以沿袭，火葬罐的制造也日趋精美。
公元1259年，元世祖忽必烈选派赛典赤瞻思丁出任“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将军政大权集中，“下立州县”，鼓励发展经济、文化，致力农业生产，兴修水利设施，提倡儒学，尊崇佛教。在手工业方面，为加强管理，在各路设立“人匠提库司”。公元1368年，明军分路进入云南，继而占领云南全境，这样大量的内地军民人等纷纷进入云南，形成云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军民中的各类技术人才也随之纷沓而至，给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业带来很大的促进。此类例子很多，云南西南边陲的阿昌族户撒刀的生产就属此例。陶瓷制作的进步也是如此，云南省华宁县慈云寺中的《重修慈云寺功德碑》明确记录了这样的事实。碑文这样记录到：“冶北里许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者，由江西景德镇办厂于此。为生活计，继汪氏、张氏、彭氏，以及刘、柯、诸姓、杨诸姓，因亲及友，接踵萃处焉。”所有这些都为云南青花瓷的烧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有的提供了社会条件包括人力物力，有的铺平了技术方面的道路。
